“降价死”的第一个成因在于医院角色的双重性。在医院以药养医格局未能改变的前提下，由于普通患者医疗知识的缺乏，医院在消费环节中充当了药品的购买者和药品的使用者。于是，利用药品差价和回扣谋利的腐败行为便得以形成。如果处于“暗箱”中的医生不是清心寡欲者，回报率相对较低的降价药无疑将被排挤出市场。

　　但是，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以后，这种依靠医院自主开药而形成的谋利空间将照进阳光，医院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，不顾患者的承受能力随意开药，他们只能按照规定老老实实从基本药物的名单中选取所用药物。此时，医药基本处于利益分离状态，医院得以谋利的双重角色也将不复存在。

　　“降价死”的第二个成因在于药品的审批和定价不科学、不严肃。药品审批中的腐败行为和原有定价体制的“喜新厌旧”，使新药的出炉变得异常容易，而且充满暴利。目前广为流传的一个数字是，仅2005年，国内就审批新药一万多种；而在医药技术领先的美国，每年所批新药也不过是100种左右 ，这一反常数据就是明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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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而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以后，新药的审批将不再是儿戏。按照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《基本药物》的定义:“基本药物是那些满足大部分群众的卫生保健需要,在任何时候均有足够的数量和适宜的剂型,其价格是个人和社区能够承受得起的药品”。既然，基本药物可以满足现有需要，而且又是供应充沛、必须使用的药物，那么新药物的审批将愈加严格：如果没有药效和价格上的双重优势，新药将难以通过审批，进入基本药物的行列。

　　从1997年到2006年，政府对药品降价次数多达19次，降价金额近400亿元。但是，由于缺乏针对性，降价政策未能将“医药联姻”的格局和药品审批与定价纳入政策调控的范围，其结果只能是降价即遭淘汰的“降价死”。现在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将以前忽视的因素纳入了调整的范围，其效果自然值得期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