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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性服务小姐中，无论被感染了艾滋病的人有多少，哪怕达到100%，如果仅仅通过性生活来传播的话，她们也只能传染给嫖客（因为小姐中有丈夫或者男友的很少）。如果这些嫖客都是仅仅与“小姐”发生性关系，再也不沾别的女人，那么艾滋病就只能永远在小姐与嫖客之间传来传去，绝对不会威胁到其他的普通人。
可是，笔者主持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发现：恰恰是在这些嫖过娼的男人里，80.5％的人除了“小姐”和老婆之外，还与其他女性有过性生活，而且他们每个人平均有过8.1个其他“性伴侣”。同时，在城市人口中，嫖客感染“性病”的可能性是没有嫖娼者的1.8倍。
这样一来，性服务小姐里的艾滋病，就是通过这些男人，传播到其他女性中去的。如果这些女性也有其他的性伴侣，那么艾滋病就会再次传播到另外一些男人中间。如此一环连一环，艾滋病就可能威胁到广大的中国普通人。也就是说，那些既嫖过娼又有其他性伴侣的男人是一种“桥梁”，就是他们把性服务小姐与普通人连接在一起，成为通过性生活传播艾滋病的罪魁祸首。
那么这些男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形形色色的男性厂长、经理和老板。在他们中间，有26.7%的人曾经嫖过娼，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阶层。他们嫖娼的可能性是城市男工人的10倍，是各种农村男劳动者的22倍。此外，他们的其他女性“性伴侣”也最多，是男工人的1.95-2.60倍，是男农民的2.87-3.37倍。
当然，即使是嫖娼，如果坚持使用安全套（避孕套），被传播艾滋病的风险也会极大地减少。嫖客中有46.9％的人每次或者经常这样做，在被调查之前的3个月里，这样做的嫖客则达到65.7％。
笔者的结论是：
1．性服务小姐，无论她们自己有多少艾滋病，都不会必然地威胁普通人。给她们扣上“艾滋病传播者”的帽子毫无根据。相反，她们是第一批受害者。
2．真正的传播者，是既嫖娼又有其他性伴侣的那些男人，其中最主要的是厂长、经理、老板。
3．最危险的传播者是这些男人里不使用安全套的人。
因此，如果真的是为了防止艾滋病的性传播，我们就应该直接针对这些男人进行宣传、教育乃至处罚，而不是把“小姐”们当作替罪羊。例如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各种考核当中,专门给权贵们来一个预防艾滋病知识的考试？为什么不能规定：不使用安全套嫖娼者加倍处罚？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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